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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支伟:全球价值链调整的动因与对策
发布者:网站管理员 发布时间:2021-01-2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将外资引进与国内丰裕的劳动力相结合,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嵌入全球分工体系,逐渐发展成为亚洲价值链核心,全球贸易份额由20世纪90年代的2%左右上升至10%以上。

在此过程中,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的方式也先后呈现出几方面的结构性变化:一是从1999年起,加工贸易比重开始下降,一般贸易比重上升。二是本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对进出口的贡献度持续上升。三是在2012年以后,国内中间品取代部分进口中间投入,中间品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下降。四是自1995年以来,外国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从中国获得的真实收益占中国国内产出的份额大致经历了一个以2006年为界、先升后降的倒V型变化过程,中国从国外获得的收益份额则持续提高。进入21世纪,全球价值链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本文旨在对全球价值链调整的趋势和动因进行系统总结,并给出应对全球价值链调整的中国对策。

国际分工体系面临调整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价值链成为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新常态,“无国界生产”体系逐步形成,中间品贸易比重趋于提高,推动了全球贸易的高速增长。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以中国、德国、美国为中心的亚洲、欧洲、北美三大区域价值链网络。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全球价值链的演进呈现如下几个新特点。

第一,跨国分工更多地向特定区域性生产网络集中,并因此减少了中间品跨境流动和跨国直接投资规模。从2012年开始,全球贸易结束了20年以来2倍于GDP 增速的高增长时代,货物贸易增速比服务贸易下降更快。2016—2018年,全球FDI总量连续3年下降,2019年全球FDI有所回升,但仍低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第二,国际经贸规则体系进入重构期。一方面,在经济衰退背景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对现有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构成冲击,跨国贸易投资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多边贸易谈判长期受阻的情况下,许多国家加快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试图结合自身比较优势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这些自贸协定多数具有“高标准”特征,谈判的主题从以市场准入为核心的“第一代”开放政策转向以规制融合为核心的“第二代”开放政策,引发了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博弈。第三,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吸引制造业回流,多国政府对产业转移的干预力度加强。目前全球范围内正在经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第四次产业转移,东南亚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

把握全球价值链调整契机

笔者的理论推演结果表明,一国通过国际分工所得真实收益取决于该国提供的中间品在使用地的数量渗透率以及其在使用地生产网络中的嵌入程度,而后者取决于中间品的技术复杂度、中间品种类数及其在使用地生产网络中的前、后向关联程度。相应的数值模拟结果显示,由于生产要素成本逐渐上升,2004年以后,中国生产的中间品在国内外生产网络中的数量渗透比趋于下降,中国在国内外获得的收益份额增长主要得益于中间品在生产网络中的嵌入度提升。这是中国国内供应链网络日趋完整以及中间品技术复杂度逐渐提升的结果。这呼应了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即近年来中国国内中间品生产网络日趋成熟,推动了国产中间投入对进口投入的替代,中国同发达国家的总体技术差距趋于缩小。

上述发现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全球价值链的调整呈现上文所述特征的原因。第一,中国国内供应链网络趋于成熟推动国产中间品形成对进口投入品的替代,直接促成了与中国相关的全球生产网络向亚洲地区甚至中国国内集聚,导致中间品跨境贸易减少。第二,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吸引制造业回流,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在危机后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过程中更加急于塑造符合其经济比较优势的规则体系。新冠肺炎疫情使许多国家进一步意识到在重大非预期冲击之下,经济高度依赖全球价值链分工可能导致的风险。这促使一些国家加大吸引制造业回流或者促使投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的政策干预力度,使正常的经贸活动和全球价值链的运转面临空前的不确定性干扰。

进入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仍在持续,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仍然存在彼此合作的基础和需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验研究和调研结果均表明,2018年以来美国提高中国输美产品关税,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承担了相当一部分成本,降低了美国消费者福利。第二,在目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经济和社会维持正常运转所必需的诸多商品不可能在中国以外找到稳定可靠的进口来源。在全球生产分工高度发展的背景下,任何一国无法通过关税等手段精准阻断与特定国家的贸易往来,也无法避免伤及本国企业。第三,中国的国内消费市场规模已经接近美国,且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规模庞大且极富增长潜力的中国市场意味着任何一个具备全球化视野的企业都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市场。

近段时间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实施的政策措施可能会在客观上起到促使部分企业将生产地点转向东南亚等地的发展趋势。但需要注意两点:第一,这种现象在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阶段、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和比较优势发生改变的背景下,很大程度上属于企业跨国生产布局的正常调整,有其必然性。第二,这些企业将部分生产环节移至其他国家和地区,不意味着将相关产业链整体移出。中国国内供应链的完备程度和由此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远非他国所能比拟。

积极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冲击

尽管经济全球化会在调整中继续推进,但在中国经济结构性转型、新旧增长动能交替的背景下,我们绝不能忽视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和外部经贸环境恶化对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可能带来的负面冲击。对此,中国应当主动采取必要措施加以应对。

第一,要认清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真实地位。研究发现,尽管中国同发达国家的总体技术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但二者之间的绝对差距依然明显。当前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总体上是相对于除美国以外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提升,而非直接挑战美国的领先地位,中国由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迈进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同主要发达国家在核心技术研发、品牌推广等方面的竞争会逐渐加剧。

第二,提升技术水平和完善国内供应链网络。在同发达国家技术竞争逐渐加剧的情况下,中国应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人力资本积累,推进自主技术创新,同时通过改革优化创新环境,努力提升我国的整体技术竞争力。要顺应全球价值链向特定区域收拢的现实背景,在已推行的减税降费措施基础上,采取系列措施为企业减负,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巩固中国在亚洲价值链的中心节点地位。结合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各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趋势,有条不紊地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从长期看,要坚持推进供给侧改革和扩大开放,改善企业营商环境,增强我国企业对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适应能力,吸引高水平生产要素向中国集聚,为持续完善国内供应链网络、推进产业升级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

第三,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其关键在于国内市场规模持续扩大,而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当前我国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人口尚有6亿,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能力差别明显。这要求我国设法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一方面要逐渐缩小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总体比重。另外,不能忽视经济国际循环对国内循环的意义和促进作用。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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